佛家八戒榜首戒便是戒杀生，杀其他动物都难以被释教忍受，更不用说杀人重罪。可是，在北魏末年，却有一场由僧侣掀起的起义，素日里在寺院里吃斋念佛的僧侣们纷繁拿起刀枪兵器，造官府的反。不只如此，这些僧侣还大肆杀生，死在他们手中的人不可胜数，其领导者更是提出“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鼓舞僧侣们杀人。而这场难以想象的僧侣起义，便是北魏末年发作的大乘教起义，也叫做法庆起义。
望文生义，这场起义的领导者便是法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和尚，但他却不是北魏榜首位起来造反的和尚，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僧侣“离经叛道”，聚众造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这些崇奉释教，大讲慈善仁怀的僧侣们恰似丧尽天良一般，举起屠刀呢？
其实在北魏时期，释教十分盛行，皇帝们十分注重对释教的扶持，建国初期，道武帝就命令：“全国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北魏皇帝还经常为和尚赠送礼品，《魏书· 释老志》记载:“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高祖时，沙门路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
看到这儿有人可能会疑问了，已然朝廷这样礼遇和尚，和尚们为何还要造反，莫非是他们恃宠而骄，想要替代皇帝不成？实情当然不是这样的，被朝廷扶持的僧侣们，支持北魏政权还来不及，又怎会生出反心，究竟他们的位置和财富都是朝廷赐予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北魏的朝廷关于释教众门派是区别对待的。
北魏注重释教不假，但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使用释教作为控制东西。已然是控制东西，朝廷天然就需要选择影响力大、根基深的僧侣和门派，要点扶持他们，至于其他贫穷的僧侣，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规划之内。北魏关于僧侣们的不同对待是极为严峻的，位置高的僧侣能够经常觐见皇帝，寺院盖的处处都是，坐拥数不尽的土地和奴婢，可是位置低的僧侣却连吃饭都成问题，甚至就连聚徒布道，也会遭到官府的制止。在官府眼中，这些僧侣是异端，是应该冲击的存在。而社会矛盾，就这样敏捷激化起来。
起先，仅仅少部分僧侣不满现状，进犯官府扶持的寺院，焚毁寺庙，燃烧经文，以示反对，可是当官府打压今后，这种运动很快转化为大规划起义。延兴三年（473），沙门慧隐反，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于京都平城反；十四年，沙门司马惠御于平原郡反；延昌三年（514），沙门刘僧绍于幽州反，自称净居国明法王。参加造反的，不只有被视为异端的僧侣，还有很多的世家大族和基层布衣。接连不断的造反令北魏朝廷感到要挟，他们派出大军，对刘僧绍等人的起义进行打压。
刘僧绍起义是北魏僧侣起义初期规划最大的一支，可是他们终因寡不敌众，被北魏官府严酷打压。打压刘僧绍起义今后，北魏官府残杀很多教众，公布禁令，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根绝造反。可是，令北魏政府没想到的是，仅仅在刘僧绍被打压的次年，就爆发了北魏末年甚至中国历史上规划最大的僧侣起义，大乘教起义，即法庆起义。
法庆是北魏冀州的一位和尚，关于他的生平在史书上记载的并不翔实，但能够必定的是，他是北魏末年僧侣起义中最桀的领导者。延昌四年六月，沙门法庆、惠晖等人在勃海李归伯的支持下，率僧侣在武邑郡之阜城起义。法庆将李归伯封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他则自号大乘，就这样，一套较为完好的起义班底组成。
法庆的起义军战斗力很强，这要归功于他严酷的军功准则。法庆规则，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以此类推，杀敌越多者，封号越高，也就相当于官职越高。一起法庆还不管佛家戒律，他不只自己取尼姑为妻，还将很多尼姑以及女子赏赐给部下，以鼓励他们作战。这样的军功准则，与最初的秦国十分相似，所以，法庆的起义军傍边虽然大部分都是从来就没杀过人的僧侣和布衣，但他们却悍不畏死，桀嗜杀。
与此一起，法庆还大规划清洗释教的其他门派。法庆以“新佛出生，除掉众魔”为标语，取佛经傍边“弥勒下生成佛”的说法，传达弥勒佛替代释迦牟尼的思维建议。法庆起义军所到之处，寺庙皆被焚毁，佛经无一幸免，法庆这位和尚，反而给释教带来巨大的灾祸。
法庆造反初期，连战连捷，起义军也发展敏捷，到达五万之众。不过，法庆的残酷也使得他失去了民意，其他释教门派纷繁抵制法庆，一般的大众也对他们避之不及。七月，北魏朝廷反响过来今后，以元遥为征北大都督，领军十万，前往冀州打压法庆。九月十四日，法庆的起义军在多方围攻下兵败，法庆﹑惠晖等喽罗悉数被捕殉难，不久今后，李归伯也被乱军杀死，法庆起义被完全打压。
可是，北魏朝廷仍旧没有吸取教训，他们在打压法庆今后，没有安慰当地大众，反而残杀数万教众。北魏认为经过残杀，就能够令异端僧侣和大众们们害怕，不再敢造反。可是北魏朝廷不明白，接连不断的僧侣起义是因为社会不公导致的，而这也为之后的六镇起义埋下伏笔，终究导致北魏割裂。
参考资料：
《魏书· 释老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