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状与流变”学术评论会在中华书局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我国古代史研讨中心、《唐研讨》主办。在20篇陈述组成的5场主题评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火热沟通。经授权，汹涌新闻刊发各主题评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一场主题评论“正史的编纂与前史观念”。
史书以既有资料为根据，史书文本的构成进程首要是“编纂”而非“创造”。经过详尽的文本比对与剖析，了解这些文字被取舍改编的来龙去脉，了解史家作业的遍及规矩与特别处理，是持续评论文本背面的实际与观念的前提条件。本场评论包含五篇陈述：李霖（北京大学前史学系）《从〈五帝本纪〉取裁看太史公之述作》、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前史学院）《章怀注引证后汉史的形状与后汉史编纂》、苗润博（北京大学前史学系）《〈辽史·天祚皇帝纪〉史源新说》、陈晓伟（复旦大学前史系）《大金国号金源说与先人函普传说——论女真文明本位观念之演化》和邱靖嘉（我国人民大学前史系）《完颜挞懒死事之讹变——〈金史〉与宋代文献记载的对读》。
李霖的陈述致力于开掘《史记》作者的个人目的和建议。史书作者的主观要素犹如一面“前史的透镜”，并不直观出现客观前史，作者的主观要素，与其视之为对客观前史的歪曲而摒弃，不如将其视为另一种客观目标加以独登时调查。
《史记》并不天然是前史书，太史公自己自称编撰《史记》是在“述往事，思来者”，叙说过往的前史，是指向今世、敞开未来的，就像《春秋》的性质相同。《史记》的前史叙说中包容的太史公的目的和建议，超乎大都学者的幻想。开掘太史公的主观要素，办法一是立足于《史记》的内证，在全书中作横向比较。第二是做史源学的调查，评论太史公或许对史源所作的取舍、修改和裁断。
作为《史记》首篇，《五帝本纪》凝结了太史公的一些重要考虑。经过对读《五帝本纪》及其史源《五帝德》、《帝系》、《国语》、《尚书》等文献，可知《五帝本纪》对五帝前史的构建，背面遵从着一套关于王朝更迭的理论。《五帝本纪》开篇所以着重黄帝的战役，五帝三代血缘所以皆出于黄帝，黄帝至禹所以同姓而异其国号，且皆行夏正，或许是由于太史公以为易姓授命有必要经过战役来完成，且有必要改正朔；而同姓则同德，同姓之间的王朝更迭是平和交代，也不改正朔。如此，《史记》五帝王朝更迭的准则才干与汤武革命、秦代周、汉灭秦等新王朝替代旧王朝的机理和合法性保持共同。
《史记》要处理两千多年的前史，王朝的更迭和兴衰是头等大事。《史记》对王朝更迭问题所持的理论是一以贯之的，构成了一套安稳的结构，既是思想结构，也是文本结构。在抄本的年代，文本是不安稳的，但作者的本意绝非不行掌握。提醒一部文献内部的安稳结构，研讨“前史的透镜”的结构特性，可以丰厚咱们对该文献的知道。
聂溦萌的陈述从范晔《后汉书》章怀注入手评论诸家后汉书和后汉史编纂。诸家后汉史现已亡佚，研讨相关课题有必要以辑佚为根底。传统的辑佚以求全为主，注重引经据典，但并未对每一种辑佚来历先进行深入研讨。近来学者逐步知道到这种做法的弊端，尤其是类书引文的书题往往名不虚传，据之辑佚并不行靠。史注的引文标题比较精确，且注文还与正文存在对应联系，信息或许更丰厚。因而本陈述从史注所引佚文开端，对后汉史佚文进行根底性研讨，详细来说，调查研讨的规模是范晔书章怀注中的“史学性”条目，其间引录的佚文以诸家后汉史为主，也包含少数郡书、杂传、文集等。
对安帝曾经史事，注释引旧史以《东观汉记》为主，与刘知几说“至于名贤正人，自永初已下阙续”相应。安帝以来列传注释引证谢承《书》较多，但权重和文本贴合程度都不如《东观汉记》之于安帝曾经列传。结合范晔《后汉书》列传的年代布局，可以推论《东观记》列传只要安帝曾经成型，而晚期东汉史以士大夫运动为重心而书写，由此导致安帝以来与士人集体联系较远的人物常被合入前期列传中，安顺时期更几乎没有独立的列传。
由于东汉史的编纂有上述进程，怎样分插合传或许成为不同史家重复测验的问题。一起，东汉史的类传也在《东观记》今后还阅历不少开展。合传挑选及类传设置都与杂传的编纂密切相关。《东观记》安帝今后列传的短缺，为后人留下了更开阔的前史撰述空间。
苗润博评论《辽史》中末代皇帝天祚帝本纪的史源。元朝史官编纂《辽史》诸帝纪，一般是根据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进行采择、删削。但辽末丧乱之际的前史，在辽金旧史中阙略甚多，因而《天祚帝纪》的史源和编纂问题较为杂乱。
既往研讨对《辽史》史源的评论，缺点之一是对全体文献源流掌握不清，将文本的相同简略等同于线性传抄，这首要表现在对《辽史》与《契丹国志》联系的知道上。《契丹国志》题为南宋叶隆礼所著，但其实便是一部凑集宋代文献而成的伪书。它所根据的文献，有或许被元代史官直接取用。从头排查《辽史·天祚纪》与《契丹国志》的相同文本，可以发现《辽史》文字虽全体更为简省，但亦时有要害细节不见于《国志》，而这些内容又多可得到《三朝北盟会编》所引《亡辽录》，或《裔夷谋夏录》的印证。因而，《辽史》《国志》《谋夏录》《会编》应是同源异流的联系，它们都曾直接取材于史愿《亡辽录》，故而互有详略。曩昔冯家昇先生提出《辽史》三源说，对《契丹国志》的史源位置定位过高，而忽视了《亡辽录》及其他宋代的辽史文献。
既往研讨一般只在辽史相关史籍的规模中考虑《辽史》史源，而元末宋辽金三史同修，在实践资料运用的进程中常常互通有无，元代翰林院藏书实构成三史的一起资料来历。本陈述由《辽史·属国表》辽金交聘、作战的记载切入，从头调查了《天祚帝纪》与金朝实录的联系。经过文本比照发现，金朝史官增入的记载，虽然还留有一些机械抄写的漏洞，但全体上经过打磨，过错较少，与本来的辽朝体系记载融合度较高。而《天祚帝纪》中元末史官新增的涉金史事则较为粗糙，存在系年谬误，且刺进和修改都很僵硬。
此外，前人一般默许耶律俨《实录》成于天祚帝初年，不记天祚帝事，因而在评论《天祚帝纪》史源时只注重陈大任《辽史》和《契丹国志》。本陈述指出，《辽史·历象志》闰考、朔考两部分一直到辽朝消亡不久前的保大年间仍标有耶律俨《皇朝实录》的闰朔。而《天祚帝纪》的一些痕迹也显示出，它也存在一个辽朝体系的史源。因而，辽《皇朝实录》也应部分记载了天祚帝史事，并成为今本《辽史·天祚帝纪》之一源。
陈晓伟环绕大金国号来源问题进行评论。曩昔评论金朝国号的来源和含义，根本持非此即彼的情绪，但若注重承载诸说之文献发生的时刻先后及文本源流问题，会发现金朝政治家关于大金国号释义和了解或许存在前史改变，然后可以开掘其背面所表现的政治文明特征。经过整理“大金”国号诸说的各种史源，可以剥离出不同的文献层次，可归整为宋朝文献体系和金朝文献体系。研讨发现，这些不同的叙说头绪，明显投合了不一起期的前史情境，抑或是为应对实际政治需求进行的宣扬。
宗族回忆与国号取义的前史叙说本是两条独立的头绪，以《金史·世纪》为代表的前期记载中，女真鼻祖函普出于高丽，长时间曲折才抵达按出虎水。再次着重女真全体民族源流与完颜氏控制宗族来源相区别的学术含义，并从这思路对先人传说与按出虎水联系打开详细剖析。
苗润博（左）、陈晓伟（右）
邱靖嘉评论金初的一次重要政治作业——熙宗天眷二年的挞懒谋反案。《金史》称挞懒在案发后畏罪自燕京南逃，后被杀于祁州，所记较为简略，而宋代文献却留下了有关挞懒之死更为详细的记载，其间有史料说到挞懒在被捕前曾有北逃沙漠之举。前人研讨皆倾向于前者，否定挞懒北逃说，但整理宋金史料，会发现其其作业经过较为杂乱。
宋朝文献中，应充沛留意《神麓记》和《金虏节要》的记载。《神麓记》相关记载说到的地址、人物皆可在金、宋文献中得到印证，且所述挞懒死事经过亦入情入理，可信度很高。据该书，挞懒被夺去兵权后，本欲亲赴阙下面君，为引开追兵，遂派人佯装北走，出居庸，取道山后，趋凉陉，而自己则从虎北口东出，然因萧招折告密事泄，挞懒父子被宗弼捉拿，赐死于祁州。
《金虏节要》与《神麓记》有关挞懒死事的记载在某些详细细节上可以彼此弥补。然两者相较，《金虏节要》将挞懒出走彻底定性为一场暴乱，且仅言其北走“至沙漠儒州望云凉甸”，而不提挞懒实欲东出赴阙之事，很或许便是与挞懒早有过节的宗弼奏报熙宗的说辞，以促进熙宗下诏赐死挞懒。由此，挞懒北逃沙漠之说便流传开来。
后来的南宋史书记叙挞懒之死，首要根据的便是上引《神麓记》和《金虏节要》之说，而从未提及如《金史》所称的挞懒南逃奔宋之事。若其事实际，宋人不该毫无记载，而《神麓记》所述班班可考，不大或许出于宋人臆造。今《金史》所记挞懒死事当源出《熙宗实录》，金朝史官编纂时一方面沿袭宗弼上奏朝廷的说法，将挞懒出走定性为谋反暴乱之实据；另一方面，或许出于某种原因又将北窜沙漠改为南逃入宋，然后发生了“南走”之说。
对话一：太史公的“真”与“善”
罗新（北京大学前史系）：我想请教李霖。你的文章是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研讨的一个个案，而你说《史记》中有一以贯之的知道，太史公的崇奉和他的史德是共同的，这在他全书傍边都可以出现吗？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在评论长远的作业时，他树立了十分契合他的知道形状思想的前史次序。但当他评论到晚近的作业，比方李陵这样的故事，与他的前史抱负很不和谐，他自己也写下许多充溢疑问的慨叹，在较晚年代的叙说里他对前史次序的信仰会不会不坚定？
李霖：我以为司马迁的抱负和他对实际的感触是彼此刻画的，所谓的“通古今之变”，古和今是彼此影响的。您说的问题在伯夷、叔齐身上就很典型。伯夷、叔齐的德极高，但最终都饿死了，不得善终。太史公就在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中不断诘问和质疑所谓天道到底是怎样回事。可是这样的评论并不阻碍《史记》有一以贯之的思想。我所说的一以贯之，是指用同一个理论应对同一个问题；关于不同的问题，就会运用不同的理论，而不是要有一个登峰造极的理论使一切的部分都去遵守。《史记》是多元的、杂乱的，但一起也具有一个安稳的结构。
陈勇（我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讨所）：我想再向李霖先生请教的一个问题。听你的陈述有一个形象，你把太史公作《史记》的思路大致归结为两条头绪：经学体系的求善，和史学体系的求真。文章好像比较着重前者，会不会是《五帝本纪》在反映太史公关于善的寻求上是不是会比其他列传更有力一些？其时有多种五帝说，给了太史公很大的挑选空间来求他的善；而对汉代人物，不太或许随意选取史实。
陈勇
李霖：十分感谢陈教师指导。首要，文中的“求真”“求善”，是我为了便于读者了解选用的一个说法。实践上汉代经学家、史学家的求真、求善是一致的，他们应该是真诚地信任，经过善的准则求得的前史便是实在的。据我调查，这不是太史公特有的，乃至不是汉代特有的，这种思想方法是有传统的。
关于太史公今世的作业，在实际层面当然不容他信口雌黄。而他在处理远古前史时，也是要根据他能看到的文献来说话，相同不能信口雌黄。前史自身便是一部教科书，就像《春秋》是一部教科书，太史公一定是尊重前史实际的。
太史公鉴别史料的作业，和今日实证史学里先确认前史实际再以之“资治通鉴”的考虑方法是很不同的。他使用一套价值观来鉴别那些离他很悠远的前史实际，而关于他所日子的年代，他的叙说当然是根据所见所闻，但并不阻碍他运用自己的笔法，寓裁断于叙事，表达自己的倾向和情绪。比方在《匈奴列传》傍边，每一次讲情绪武帝伐匈奴取得了成功，接着就讲第二年又遭到匈奴侵略遭到丢失，这样一种叙说会促进读者自己去考虑，伐匈奴是否值得。而司马迁之所以对立武帝伐匈奴，是和“五服”的理论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源于《周本纪》穆王伐犬戎，皇帝关于要服、荒服去发兵讨伐，是不正义的。在此《史记》的古、今是贯穿的。仅仅关于远古的作业，《史记》的表达会更清晰，关于今世的作业，表达会十分隐晦。就像《春秋》关于风闻的年代和孔子所在的年代，“书法”也会有所区别。
我对《史记》全书的内容现已大致构成了一套体系化的了解，其间《五帝本纪》是我觉得需求首先抛出来的，所以先写了这一篇。《史记》关于许多作业都有十分强的个人情绪和见地，而大部分都是经过叙说史事流露出来的。司马迁的这些情绪，史学研讨者或许以为不影响客观实际，所以或许不太注重。其实假如知道不到、不了解太史公的主观要素，包含他评判史料可信与否的规范、他对史事的情绪和点评、他所持的一些经学理论，那么对咱们今日经过《史记》知道前史实际，也会带来一些困扰。
对话二：控制宗族来源与王朝来源
苗润博：女真的宗族来源和王朝来源叙说的别离很明显。直到元朝修《金史》时，还保持着控制宗族阿骨打宗族从高丽来的叙说，从没改变过；但关于王朝来源，就像方才陈师兄讲的，是阿禄祖的故事。这种割裂，在以往北族王朝的前史叙说里很稀有。应该怎样了解这个个案？我觉得不是简略的汉化胡化就可以归纳，假如说“金源”是对汉化的反抗，它的控制宗族和全体控制集团的别离该怎样了解？
陈晓伟：我正好评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与孙昊教师沟通，他大约意思是金初是讲先人从高丽来，后来由于军实际力强壮，国际形势的改变，逐步抹掉高丽要素，用“金源”替代了本来的叙说，这个定见有道理，但会遇到一些反证资料。我个人仍是建议，先人回忆和王朝的来源应该是两条头绪，不能混淆。
苗润博：要害的问题是，以往关于北族前史的叙说中，这两条头绪是合一的，并且宗族叙说往往是构成王朝叙说的中心要义。我想金人的这种别离意味着他们的实际，这不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而是实际政治结构怎样来反映在前史叙说中的问题。
罗新:我彻底同意这个的思路。这不是简略的有一个观念去进行刻画，去调整，不是简略的书斋里的作业。这应该是受制于其时的政治结构，他的政治体的结构使得控制宗族和整个控制集团不能合在一起。他们处理得也很好，没抛弃任何一个，重心放在“金源”说上面。所以要知道契丹前期的结构怎样树立，才干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
邱靖嘉：相关问题很杂乱。宋辽时期的女真人，最中心的部分应该是长白山的女真三十部，而咱们现在讲的树立金朝的女真并不在其间。后来完颜氏兴起，就把自己宗族的前史写进了《金史》里。看起来《金史》在讲女真人来源的前史，实践上并不是其时真实的状况。并且女真人真实的族群鸿沟在哪里，也还有许多杂乱的问题要评论，绝不是《金史》里讲的那么简略。
我也写过先人来源的问题。我认同晓伟的部分观念，但有的我不太附和。比方完颜氏宗族把他们的先人追到高丽，这没问题，但你以为后来女真和高丽是相似华夏和夷狄那样的联系，我觉得危险比较大。你举的一些例子我觉得也有问题，比方关于完颜和王家。
陈晓伟：对，华夏与夷狄这部分现已改动，修改稿根本删掉了。而完颜与王家的问题，我仍保存自己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