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代非洲淘金客的愿望与烦恼
从“解放军”到“马里贡我国人”
上世纪90时代，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省茶叶公司，从事对非茶叶出口作业，后来改行做纺织品外贸。时断时续，在非洲待了好多年，自认是个“老非洲”。
我自己总结，我国在非洲的淘金客阅历了三代变迁：第一代是我国派驻非洲、协助当地建造的公派人员；第二代是做“非洲单”的民营商人；第三代是从头回归的“国家队”职工和新一代私商。三代人我都直接或直接有过触摸。
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好處与烦恼，没去过的人很难真实领会。
“人都回到家了信还没到”
1994年，我第一次前往非洲，那大概是国企在非洲的“黄金时代”。对非外贸的毛利、净利，在我国外贸圈近乎神话般存在。其时我国产品附加值低，赢利绵薄，许多做“欧美线”的外贸客商靠退税鼓励支撑，而“非洲单”则常常有百分之十几、几十乃至更高的毛利。我地点的公营公司业绩出众，就算躺在那儿睡觉也能赚到钱。
非洲人对我国十分友爱，对我国企业也很信赖，这得益于第一代我国公派人员在当地留下的杰出口碑。
在西非内陆国马里时，一名生意同伴曾动情回想，自己年幼时在马里中部莫普提乡村，邻近有我国“解放军”，当地老百姓没饭吃就去蹭饭，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后来，他才知道，所谓的“解放军”其实是穿戴其时盛行的“绿戎衣”的工程人员。
在阿尔及利亚作业时，我地点单位的一名当地司机特意告诉我，他是我国医师接生的。之后我又遇到过一名警察局长，也是我国医师接生的。
这些“我国人”，包含外交使节、协助当地建造的公派人员等。他们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新我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在非洲“存在感”大增的阶段。1953年4月，埃及纳赛尔政府派遣商人昆地来我国推销棉花，尽管我国其时并不急需棉花，但仍决议购买。1956年5月30日，埃及成为第一个供认中华公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尔后短短数年间，构成了非洲国家与我国建交的高潮。1960年4月12日，我国政府建立了中非公民友爱协会，这也是迄今仅有一个以大洲为单位的中外友协安排。
我国对非实施无偿援助。我在南京外国语校园学法语时，身边许多教师都是“老非洲”。他们总是说到建筑坦赞铁路有多艰苦，含义有多重要，会亏掉多少钱。
到非洲之后我知道了许多当年的援建人员。一位上世纪60时代援非的教师曾回想说“电话太贵不让打，一封信要走几个月，有时人都回到家了信还没到”。许多单位度假准则不健全，援非人员几年都无法回国和家人聚会一次，回家后“孩子都不知道自己”了。
由于出的是“公役”，这一时代的赴非我国职工遍及实施全关闭办理，名义上在非洲，其实大多数时分仍是日子在阻塞的“小圈子”里。所以他们日子虽艰苦，根本待遇仍是有保证的，收入和日子水平也远高于国内。一位援非老农业专家告诉我，其时他“每天有过滤嘴卷烟抽，回国时还能带家电，毛主席在的时分家里就有彩电和冰箱了”。享用便当又无须忧虑“海外联络问题”影响出路，“援非”成了其时很受仰慕的两大“涉外作业”之一（另一作业是船员）。
“赋有险中求”
没想到，还不到一年，局势就扶摇直上。1995年下半年，我国调整了对非援外战略，由无偿援助为主变成优惠借款和援外合资协作方法。我国进行外贸体制改革，非洲也在进行经济改革。公营外贸公司效益越来越差，本来随处可见的援非工程人员也大幅度削减，“一度几可忽略不计”。
就在这个时期，民营商人开端涌入非洲。
最早的一批，大多是专业外贸公司或援外项目的作业人员，脱离或“半脱离”（比方承揽或入股）原单位，成为独立的“旅非华商”；接下来的一批，则是原专业外贸公司的供货商，开端测验直接“下海”。我也“顺势而为”，离别茶叶，先在塞内加尔做渔具生意，后又从事纺织品交易。
但是正所谓“赋有险中求”，做“非洲单”的危险也是最大的。
这儿金融、资信系统不健全，外贸圈套遍地都是。比方：“垂钓单”，先下小额真单，获取信赖后下大额假单，货到付款，成果货到后客户人间蒸发；“419”，源于尼日利亚的一种圈套，以“承继遗产”、“战役盈利”等名字骗得客户抵押款，然后消失；“掏货柜”，客户订购后使用当地联络绕过供货商“掏”走货柜，客户手捏订单等对方付款，殊不知早已人货两空……
当地商场赢利虽大但“库容”缺少，分明热销的货品，几个月功夫就可能无人问津。而我国到当地路途遥远，光海运单程就要三四十天，一不留神货就“砸在手里”。
“个体户”要忍耐的不只有商场危险，还有政治、安全、社会风云。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许多在西非经商的我国企业都曾因多哥、贝宁两国外贸方针的重复，被迫在多哥洛美和贝宁科托努两大商埠间来回搬迁。其时，西非纺织品商场有个大名鼎鼎的我国老板，权且叫他A吧。他是我国纺织品商人在西非第一个“单飞”的，也是第一个在两个以上国家开分公司的。
这位老兄在开了很多好头之余也开了个坏头：结交权贵。在多哥时他买了其时总统夫人一部二手吉普，贴上遮阳膜，每天让黑人司机开着招摇过市。交通警认为坐在里边的仍是总统夫人，一路放行，四通八达。到了贝宁，他又租了一位部长媳妇开的库房，这下再没小混混敢动他的货了。
他和“纺织一条街”地点社区的选区议员打得火热，并经过议员、部长，结交了商业部、海关许多“要害口”的关键人物。我国同行渐渐的变多，竞赛越来越白热化，他就动起了“小嘀咕”，稍稍“意思意思”了一下。商业部和海关的纠察部分心照不宣，隔三差五就去他对手那查执照、查报关……喜爱敲竹杠的“黑纠察”还会鸡蛋里挑骨头，百般挑剔以勒索“好处费”。
这招用多了，他人也不是傻子，也会依样画葫芦。“黑纠察”相同不是傻子，见我国人喜爱内讧，干脆来个“两端吃”。这下咱们都傻了眼。2003年我在贝宁我国纺织商会任兼职常务秘书时，时任会长的A自动提议“同胞休兵”，不再搞前述同归于尽、让“黑纠察”渔翁得利的笑话。那份“休兵协议”仍是我给起草的。
由所以“单作”，加上当地的许多先天缺少，华商不得不经过半地下的钱庄汇回辛苦取得的收益。这些地下钱庄八成由印度或黎巴嫩侨胞运营，很不靠谱。我地点企业曾经有个兄弟分公司，经过一个协作多年的印度钱庄办理了十几万美元的汇款。但是手续办完后几小时，这个有20多年前史的老资格钱庄在西非各地的几十家门店竟一起关门走人了！
“非洲待一年，回家变野人”
在这样恶劣的气氛里求生，需求“一身武艺”。这个时代许多“老非洲”都是身兼多职的多面手，既是司理、店员、翻译，又是仓管、管帐、厨师、司机。不少人出国前外语欠安，到非洲后却能靠一个计算器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私商”不再关闭办理，有更多活动的自在，能够去逛工艺品商场，赏识非洲风土情面，但也要忍耐“缺少保证支撑”的副作用。上世纪90时代末世界远程贵重，不少人都练就了“发电传猜电传”的根本功。21世纪初呈现了价格较低的IP电话，网络也开端鼓起，联络条件有所改进，但也仅仅“有所”罢了。由于非洲许多城市遍及缺电，我在尼日利亚时一度每天停电8小时，而在贝宁时曾遇到过最长26天的接连停电。“非洲待一年，回家變野人”是其时“老外贸”盛行的自嘲语。
非洲人遍及不爱吃蔬菜，商场常见不过马铃薯、辣椒、洋葱、生菜、西红柿寥寥几种，一些国家买不到猪肉。我国酱油等调味品则更稀缺，兄弟单位帮助带调料，或在超市看见我国酱油到货打电话告诉，都是天大的情面。
相对而言，文化日子的单调则更难处理。“私商”编制都很精干，咱们戏称为“一桌扑克都凑不齐人”。录像带/VCD和中文书要从国内带，不光过期并且很快就翻烂看腻。后来开端盛行上网，但如前所述条件艰苦，许多人不得不靠镜像看个网贴的标题，然后离线回贴，从头连线后再张贴回复。图片打不开是粗茶淡饭，视频则连想都不敢想。
穷极无聊的我国商人，成了非洲赌场的方针客户。有个作业司理人老马，是西非纺织品圈罕见的、大学讲师身世的“布估客”。这位老兄样样都好，唯一嗜赌如命。一开端“小赌怡情”，后来变成每晚10点吃完夜宵按时去赌场“打卡上班”。奋战一宿，早起点吃罢赌场赠给的点心，打着呵欠直接去门市部开店。一朝一夕，难免精力萎靡，常常在店里找几个布包（其时盛行的干流产品是蜡染布，一包600匹，四四方方，像个大箱子）码成一列，躺上去一觉睡到打烊，然后洗澡、吃完饭，待夜宵吃罢精力头又来了，便神采飞扬再去赌场“签到”。
老马尽管被同行们暗里谈论“玩物丧志”，却有一点好：输赢都是自家的钱，公司账目上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另一位我在浙江公营外贸公司的旧搭档L就两样了：这位外贸承揽制盛行时代的风云人物移用公司货款去“赌轮盘”，窟窿越挖越大，总算有一次一口气押上六个货柜的货款。这笔巨款，据说有几十万美金，在几秒钟内云消雾散。他怕公司追查，干脆“黑下去”玩起了失踪，和老婆也就此离了婚。
多年后我到多哥，在洛美“二月二”酒店大堂见到他，已是改头换面，简直认不出来。据朋友介绍，他邂逅了一位入了当地籍的华裔女饭店老板，两人成婚，日子牵强过得下去。女老板对他管制很严，严控其零花钱。他也只能隔三差五趁月黑风高溜进赌场，押一两个筹码“意思意思”，聊以“思念旧日的风景”。
“马里贡我国人”
21世纪初，一批更小的人物来到非洲打拼。
他们本是国内一般的农人、下岗工人、家庭妇女，由于偶尔的原因知道“非洲钱好赚”，就搭乘最廉价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机，拖着大包小包到非洲讨日子。他们做着最蝇头小利的生意，如小五金摊，小杂摊位，“卖零药的”（在非洲人收支的小商场门口摆摊卖来路不明的药片，还能够咬下半片来卖）。他们能喫苦、胆子大，有些我国小贩敢走进阻塞的偏远寨子兜销小产品。我国货价钱比印度贵一点，但类别完全，质量比欧美差不了太多，这就让非洲中下收入的人的日子有了很大的改进。
这些“小角色”无所不在，法国《青年非洲》杂志社记者曾描述“最偏远的内陆市镇上的粗陋菜商场边也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在马里，他们因习气先喊一句“阿萨拉马里贡”（当地盛行的问候语），而被当地人戏称为“马里贡我国人”。
小W大概是“马里贡我国人”里混得最好的。他是福建莆田人，最初怎样曲折来到人生地不熟、言语也不通的西非，自己都现已说不清了。到贝宁后，先是在当地一家泰国餐厅当厨师，后来自立门户，把老婆接来生二胎。没想到二胎、三胎都是女儿。小W一咬牙入了贝宁籍，苦干加巧干，把原先的小饭店弄得红红火火，趁便又生了小四，终所以个男孩。据小W讲，他们莆田为超生跑到西非“黑”下来的人不在少数。
就在“私商”们尽力维系着“非洲一片天”之际，跟着我国国内制造业的鼓起，对动力、原材料需求的提高，以及工程劳务输出的强势复苏，“国家队”重返非洲，并敏捷重占舞台中心，构成了现在“国家队”和“私商”齐头并进的新局面。今日的非洲运营者在办理上更标准、更人性化。大多数“非洲作业人”能享用安稳的薪酬、完善的福利，以及有序的带薪度假。所以有“晚辈”戏称，咱们这些“老非洲”当年“在冒险”，而他们“仅仅在出差”。
当然，烦恼仍然存在。
我国人给当地的感觉较曩昔赋有，难免引来更多觊觎和妒忌，针对我国企业、个人的恶性违法和欺诈开端增多；其次，我国世界地位的增强一方面给予在非我国人更多安全感，另一方面也难免成为某些极点实力和黑恶实力针对的方针，呈现了新的不安全要素；第三，一些国内的恶习也跟着交通、资讯的便当传到非洲，如在某些国家已发现了专门坑蒙当地人的“假保健品”和传销链条，一些电话和网络欺诈团伙也纷繁搬到天高皇帝远的非洲，“不远万里”地诈骗国内同胞。这都影响了我国人在非洲的形象。当地社区对“我国人抢了咱们作业时机”的谈论也从未停息。
我国人到非洲去的确是为了利益，但在客观上对非洲是有利的，由于非洲需求基础建造和开展。但要说非洲对我国特别欢迎、支持，那也太夸大。两边都是各取所需，如果有更好的挑选，分分合合都是正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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