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滞留意大利的武汉医生：曾写请战书，渴望加入援意医疗队
每天傍晚6点，意大利皮亚琴察市的所有教堂都会响起钟声。
钟声为皮亚琴察的医护人员而响，感谢他们的付出。这座城市处于伦巴第大区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交界处，是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意大利卫生部提供的最新数据，截止到3月31日，皮亚琴察累计确诊2635名新冠患者，累计死亡病例516例，死亡率接近2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下称“协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孙宇，去年12月来到皮亚琴察，在颅底外科专家Sanna的私人医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进修。
按照原本的计划，过完年之后，孙宇会把在武汉的家人接到皮亚琴察来住一段时间，在3月下旬回国。
意大利的疫情发生后，Sanna医生的医院宣布关停一个月，孙宇的进修暂时中止。他只能待在家里，一周去一趟超市。但作为一名医生，看着意大利急剧攀升的确诊数字，孙宇根本“坐不住”。
3月10日，孙宇得知四川华西医院会向意大利派出一支医疗队，他向华西医院写下一份“请战书”，但此次医疗队只是来交流抗疫经验，暂不开展具体救治工作，因此未能成行。
孙宇没有放弃。3月12日，他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指导下，通过微信群开起了在线咨询门诊，为身处当地的意大利华人提供免费咨询。
现在，每天上午八点到九点半，他都会在华人群里提供统一的线上咨询。他说，“身为武汉人，在武汉最需要医生的时候我不在一线，全国那么多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本来内心就充满了感恩和遗憾，如今战场转移到身边，我只想往前冲。”
戴着口罩在超市购物的意大利市民。受访者供图
曾写“请战书”，希望加入中国援意医疗队
新京报：四川华西医院向意大利派出医疗队后，你写了请战书，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孙宇：我当时的目的很单纯，就想着有国内的同行来，你们可以一鼓作气，上前线去治病救人。
我给华西医院的请战书里写道，“看到医疗队参与对意大利疫情的防控，深受这种国际主义白求恩精神感动……在国内疫情防控中，耳鼻喉科医师对于气道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耳鼻喉领域专家，希望能加入到华西援意医疗队。”
新京报：华西医院收到请战书之后，给你的回复是什么？
孙宇：他们很高兴，非常积极地帮我联系，告诉我要加入医疗队需要大使馆确认，我就去跟大使馆联系了。后来得知，他们此行目的是交流抗疫经验，暂时不开展具体救治工作，而且我不会意大利语，所以没有去成。
新京报：去不成一线之后，你是如何开展线上问诊的？
孙宇：在大使馆的指导下，我通过微信群给在意大利的华人开起了线上问诊。我现在随访的华人大多数都是留学生，他们出现的症状都是比较普遍的症状，比如发热、咳嗽、肚子不舒服等等，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感染的病例。
在随访中，首先我会把他们的流行病学史搞清楚，然后我会问他们出现了哪些症状，像张文宏医生说的那样，让他们从四楼走到五楼，看喘不喘，有没再次出现呼吸困难；最后会问他们家里有没有囤一些药物，或者方不方便去药店，根据症状指导他们如何用药。如果需要处方药，会有使馆推荐的医生开具处方，使馆也会给他们邮寄一些医疗专家组带过来的莲花清瘟等药物。
部分超市货架已经被买空。 受访者供图
街上救护车鸣笛声越来越少
新京报：目前，你所在的城市皮亚琴察疫情状况如何？
孙宇：到3月31日，皮亚琴察最新的数据是确诊了2635名新冠患者，累计死亡病例516例，我算了一下，死亡率已达20%，是意大利第五严重的地区。但最近有好转的趋势，每天新增的病例在不断下降。
我住的地方距离皮亚琴察省立医院只有不到500米的距离，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医院的大楼。这一段时间，我耳边只有两种声音，救护车持续的鸣笛和为病逝者敲响的钟声。这几天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是他们把鸣笛声关了，怕扰民。今天看了新闻才知道，上周日出动的救护车次数只有57次，而在两周前，也就是3月16日，救护车出动了157次。这个数字的减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意大利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据你了解，皮亚琴察有没有华人被感染？
孙宇：据我了解到的信息，皮亚琴察只有1位华人感染，是浙江青田人，一名理发师。2月24日，他出门帮朋友办事，一起吃完晚饭回家后，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第二天家庭医生给他开了退烧药。到第三天，他去了医院做核酸检测。3月2日，被正式确诊，住进了医院。现在经过治疗后，已经痊愈了。虽然皮亚琴察只有这一例华人病例，但还是在华人群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因为在意大利的青田人特别多，大多数从事餐饮和酒吧行业，每天都跟很多人接触。
其实意大利的华人防护是做得很好的，但是身处异国他乡，难免会觉得恐慌，现在意大利的疫情紧急，去医院的风险比较大，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明确的被感染的迹象，最好的选择还是在家待着。
新京报：你接触的意大利华人中，如果想去医院就诊，面临的最普遍问题是什么？
孙宇：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医院的电话打不通，就算有人接也会说轻症不要紧，在家待着就好。但是华人的习惯是生病就去医院。二是华人不信任意大利的医生，更信任国内的医生。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就会跟他们讲，意大利的医疗水平是顶尖的，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国内的医生来进修呢？
还有些华人会觉得，意大利的医生区别对待外国人，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对来意大利旅游的华人夫妇感染了，意大利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救治他们，出院的时候所有医护人员都站在门口欢送。只要是病人，医生都会竭尽全力地治疗，也会发自内心地为他们的痊愈高兴。
意大利发生疫情后，孙宇在皮亚琴察也戴上了口罩。受访者供图
“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面临过的”
新京报：意大利的疫情暴发以后，死亡率一直都居高不下，皮亚琴察的死亡率更是高达20%，你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孙宇：第一是因为意大利的人口老龄化很严重，老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差一些，更容易感染、发展成重症；第二就是医护感染率也很高，意大利的医生不像中国的医生一样穿很严实的防护服，有的就穿个洗手衣、隔离衣，戴着口罩就上前线了；第三也许有更多的病人没有被检测出来，现在能接受核酸检测的患者并不多；第四就是意大利对新冠死亡病例的计算方式是只要感染了新冠，不管是否有其他基础疾病，都算作是因新冠死亡。但像德国，他们会非常严格地调查，本身有其他基础疾病、又感染了新冠的逝者死因到底是什么，只有确认是因新冠逝世的，才会被纳入新冠死亡病例中。
新京报：据你了解，医护人员是否也比较紧缺？
孙宇：很多医护人员讲述他们的心路历程，已经非常尽力、非常疲惫了，但是每天都还有源源不断的病人涌入，是很心酸的。
现在意大利也在征调医护人员上前线，但是跟国内从各个省份往湖北驰援的形式不同。意大利的疫情集中在北部，北部本身已经是医疗资源最好的地区，早期意大利是希望返聘一些已经退休了的医生，他们业务熟悉，也不存在语言不通。现在除了退休的医生，部分外地的医护也已经前往支援，还有一些没毕业的医学生也被征调了。
意大利街头，有很多优雅的老人。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当地医疗资源紧张吗？
孙宇：确实是比较紧张。每天皮亚琴察都会根据预期的病人数，在报纸上公布新增的床位，它会明确告诉你，我们现在有多少能够收治普通病人的床位、有多少能够收治重症患者的床位。这些床位是不断扩张的，当地卫生系统会跟各个医院商议，看他们是否愿意提供新的床位。
目前，其他病患的救治也还在进行，正常的医疗没有停止。我看到报纸上写，皮亚琴察还完成了三例骨髓移植。Sanna医生的医院本来准备关停一个月，在和卫生系统沟通后，决定捐出自己的医院，大概有130个床位，用于新冠病人的救治，还捐出了一家专门开展手术的医院，用于非新冠病人的救治，主要治疗骨折和外伤，还做一些比较紧急的检查。
新京报：意大利的医生跟你交流，主要集中在哪问题？
孙宇：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曾经面临过的。他们问得都非常具体，比如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皮肤接触传染、有没有能防止新冠病毒的食物等等。
这样一些问题中，问得最多的就是专业的治疗的情况。有耳鼻喉科的医生问，疫情期间耳鼻喉科如何运作？我告诉他，像我们协和，平诊的手术基本都停掉了，因为没有人手去做。但是我们会根据病人的病情和是否感染新冠把他们分成几个档次，如果是危及生命的，那我们肯定也会配置所有资源尽全力抢救。
还有意大利医生问我，肿瘤病人应该怎么救治？到底要不要化疗？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了解，我就去找我们肿瘤科的医生，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复，给了一些处理方法，比如每天对肿瘤病人随访，把需要静脉注射的药物改成口服药物，以避免感染等等。
领口罩的意大利居民。受访者供图
意大利同行们很关心武汉疫情
新京报：作为一名武汉医生，在意大利你是如何关注武汉疫情的？
孙宇：疫情发生后，我主要是通过同事和家人来了解。当我看到有护士在出发前，剪掉留了很多年的头发，心里很感动。
远在异国他乡，我也想做点什么。早期我在这边做了一些募捐，到2月中旬时候，我和在武汉的课题组同事一起申请了一个科研项目，研制一种能够大大减少一线医护人员被感染概率的鼻腔喷雾剂。我主要负责设计、协调，在武汉的同事负责实际操作。在特殊时期完成这些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实验室就在病房楼上。武汉的同事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实验室生产了一批喷雾剂，发给了一线医护人员。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研发鼻腔喷雾剂。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曾经想过回国加入一线抗疫吗？
孙宇：当然想过。1月25日，我就跟医院组织部提出了申请，希望有机会能够提前回国抗疫，但当时我们学校外事处的统一安排是，在国外的所有学者、学生都先在外停留，所以没能回去。我们科室的同事也第一时间加入了一线，去发热门诊和病房，值得高兴的事，她们没有一个感染。
2003年非典暴发的时候，我刚20岁出头，在华科同济医学院读大五。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有一半的同学都留在了湖北，因为这次疫情，又有许多在其他省份的同学以驰援医护人员的身份回到了湖北，如同在湖北开了一场特殊的“同学会”。
在意大利疫情还没暴发之前，我的导师Sanna还主动给我开了一份证明资料，希望可以帮助到我延长签证时间。他说，“我们意大利现在肯定是安全的，你可以在这里待到任何你想待的时候。”
意大利同行们都很关心武汉疫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的家人怎么样、我们医院的情况怎么样，还特别关心疫苗研发相关的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意大利的疫情会如何发展？
孙宇：从数据上来看，这几天意大利新增病例的增速是下降的，基本上看到曙光了。
这些天以来，意大利一直在努力地扩大床位数量、补充医护人员、加强医疗设备的配置。有新闻媒体报道，米兰花10天的时间建成了一间“重症监护医院”，它不是“野战医院”，而是一家正式的医院，首批开放8个病区，53张病床用于重症监护，后续还会开放几百张病床。除此之外，中国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像严格管控出行、建方舱医院、加强防护，他们都在学习。
新京报：据你观察，意大利市民面对疫情是一个什么态度？
孙宇：我住的皮亚琴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古城，每天傍晚六点，所有教堂都会响起钟声，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这座城里还有很多优雅的老人，冬天穿着漂亮的貂皮大衣，脸上挂着笑，在街上散步，对任何一个人都很热情。
疫情来了，他们比较乐观，市民自发给医护人员准备早餐、午餐，在家里的阳台办音乐会，相约中午十二点为医护人员鼓掌，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非常感动。但想到那些曾经在街上见到过的老人，其中或许也有已经感染离世的，也让我觉得很难过，希望意大利快点好起来。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卢茜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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