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漂在古墓的农民工：不敢告诉老婆孩子 有人穷到连鬼都不怕
被清理前，墓里堆满杂物。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朱路路第一次上新闻，是因为出现在南京一座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墓里。墓的主人也姓朱，确切地说，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八个女儿，名号福清公主。
过去的半年多时间，朱路路几乎每个晚上都睡在墓园的亭子下面。天亮之后，把铺盖卷起来抱进墓里，再去附近的地铁站广场上等活儿干。
像他这样生活的农民工，最多时有二三十个。原本阴暗潮湿的古墓，被这群人用作仓库和住房，成了一座临时庇护所。
福清公主墓的后室，相当于一个20平米大小的房间。正中央摆放着一座2.87米长、1.6米宽的石棺床，一套破旧的被褥铺在上面。东、西、南三侧的壁龛中，各种杂物堆成了小山。西边的一团衣服下，还藏着一袋盐、一小包洗衣粉和一瓶横躺着的老陈醋。
因为觉得湿气太重，朱路路从没在墓里睡过觉。平时只有一个不爱说话的内蒙古小伙睡在墓里。当地记者正常采访那天，墓里没有其他人，进来放东西的朱路路就这样被镜头捕捉到。他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我们没找到活儿……身上有钱，但天天住宾馆的话哪儿能住得起呢。”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古墓派”因隐居在古墓中而得名。现实版的“古墓派”最近却没了清净。围绕他们，一场关于农民工生存现状的讨论正在进行。有人提及了农民工素质问题，有人认为应加强文物保护，还有网友发问：“死人与活人孰轻孰重”？
现实版“古墓派”
朱路路今年30岁，患有癫痫、因打架坐过牢的他，始终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父母早年间离开老家安徽，长住上海打工。姐姐也已经在常州安了家。但朱路路很少跟家人联系，甚至连姐姐的电话都没有。
他向别人解释，自己是被家人抛弃，不得已过上眼前的生活。“父母要是在乎我，早来找我了。看我没什么指望，就想把我甩掉。”
整个三月，朱路路打工收入1610元。其中，搬四天钢管挣了800元；酒店传菜两天，每天9个小时，按照15元时薪算总共270元；铺两天草坪，原本应得420元，老板考虑到没管饭又多给了20元；最后一次是3月24日，搬了两小时的医疗器材，收入整100元。剩下的时间，他绝大多数都是在墓园、街头和地铁站广场之间来回晃荡。
福清公主墓被清理后，工作人员在夜晚进行巡查。受访者供图
往常每个月，朱路路还会有300元的额外收入，那是父母打给他买抗癫痫药的。但直到整个三月过完，朱路路还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别人问起，他嗫嚅着抱怨：“那个哩……前两天我妈在电话里说，让我去死。”
一位年长的人听完教育道：“你都这么大了，还想让父母管到啥时候？不让你管就不错了。”朱路路默不作声。过了片刻，他对另外一个人张了口：“我跟家里人的关系就像开火车一样，不是一条线路，它跑不到一块儿去。”
2019年春节，朱路路是在南京过的。他买了点熟食，在古墓边摆了几道菜。陪他一起留守的，还有一位74岁、自称是在“修道”的江西人。
江西人名叫王奉安，平时也住在亭子下的长廊里。区别在于，他靠捡废品为生，偶尔还会有好心人送来衣物和吃食。脚上那双40码的361°运动鞋，就是一位游客向他问了码数，特意买下送来的。
儿子们打电话关心，王奉安很少会接，“你管你的，我管我的”。王奉安甚至想在今年断绝这种往来，“我不跟你讲话，不要你的钱，看看会不会成功”。
除了家庭特殊和经历奇特的人，流落至此的也有普通打工族。陈广虎的家在安徽马鞍山，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近到“骑着电动车就可以回去”。每年收完水稻、老家没活干的时候，他就跑来南京打短工，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元。
为了省钱，陈广虎的住宿问题也经常在墓园里解决。有时候，他会跑到不远处的鼓楼医院，和患者家属一样，在走廊上打地铺睡。除此之外，肯德基也是一个好去处。唯一要注意的是，早晨必须在五点多钟醒来，否则就会被保安赶。
这些年在外露宿的经历，陈广虎从来没告诉过妻子和孩子。“这哪能让他们知道呢？”
没活干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到街上闲逛，最多一天走了8万多步，微信运动经常占领封面。每次穿过灯红酒绿的城市，陈广虎只是边走边看，不会通过吃饭以外的任何消费去尝试融入。“很明显，我和这里远得不是一点半点。”
“穷到连鬼都不怕了”
4月2日这天，朱路路站在地铁站广场上算了算，意识到自己最近一次干活已经是8天前，“银行卡里只剩下几百块”。具体数字是多少，他没有透露，只说过去半年多一直处于缺钱状态。
朱路路也曾想过改变。3月中旬的时候，他听说有家电子厂在招人，一个月算上加班费能拿4000多元，便打算去做份长期工。
结果没出三天，他就吵着要离开。“天天过闸机门，什么都没带它就是响，响了就要重新过，我急眼了就不干了。”事实上，除了管理规定，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进厂后发现收入似乎达不到被承诺的那么多。
就这样，朱路路又回到了街头。没有固定的工作，他要考虑节流，尽可能地减少生活成本。吃住问题排在首位。但比起吃饭，住宿对他来说更好解决，将就一下也能过得去。
距离福清公主墓不到一公里远的安德门地铁站附近，隐藏着一些廉价旅馆。它们没有安装标牌，只能从砖墙上隐约辨认出用白色颜料涂抹的“住宿”两个字。
在一家廉价旅馆，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满满当当地塞进5个铁架床，两个房间一共20张床位。上铺收费12元，下铺要贵上3元。就算所有床位住满，一天营收也不过270元。
廉价旅馆里的高低床。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床铺上的被子花色不一，全部敞开在床上，看起来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洗过。屋顶还能发现雨天漏水的痕迹。这里无需遵循禁烟规定，需不需要登记身份证，全在于老板的心情。
为了省钱，一些农民工连这样的旅馆也不愿去住。十几块钱拿来买饭吃、买酒喝，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到了夏天，露宿在外的成本开始提升。睡觉之前，朱路路会在头和脚的位置各点一盘蚊香，夜里若是被咬醒，还得续上两盘新的。“买一盒蚊香，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用完。”除了蚊子，蟑螂、蜈蚣也不时和他碰面。晚上失眠的时候，他就爬起来抽几支三块五毛钱一包的一品梅香烟。“这烟劲儿大，我睡不着了才抽。”
相比之下，冬天的大风和低温对农民工们来说更难熬。王奉安上了年纪，尤其怕冷。他有些得意地和记者说，自己一共储备了7条棉被。下雪的时候，身下铺三层，上面再盖四层，出门还有两身军大衣可以穿。这些物资，王奉安已经记不清哪些来自城管，哪些来自社区，他统一归结为“国家给的”。有了这些，他能过得舒坦许多。
不考虑恶劣天气的影响，亭子下的环境其实不算太差，最大的好处在于开阔、通风。福清公主墓由于处在地下，常年见不到太阳，空气要差得多，墓室内还长有一些霉菌。
内蒙古小伙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有网友表示同情的同时开起玩笑，说他“穷到连鬼都不怕了”。他不屑地反问道：“能有啥事？啥也没有。”
从穿着上看，内蒙古小伙确实有些寒酸：外衣右侧已经开裂，星星点点的棉絮露了出来，脚上的鞋子破了好几个洞。
朱路路观察到，没活儿的时候，内蒙古小伙白天也待在墓里，到了饭点才出来买饭，吃完又回去，躺在石棺床上继续玩手机。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人也懒得很，何时没钱了才出来干活，有钱就不干了。”
“也”字背后的现实是，大部分农民工等活儿的时间要比干活的时间长。
今天又是没老板
农民工选择住在福清公主墓旁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离安德门地铁站不远。地铁站附近原本有一个劳务市场，2017年底迁到了十几公里外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这里，不愿再跑远。
等活儿的人也记不大清楚，用工需求大幅减少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在他们看来，以前的局面是师傅抢手，如今成了老板难求。陈广虎形容，“每次有老板来，人就跟马蜂一样轰上去了”。为了抢活，有人把老板围起来，“像抱小孩一样抱住”；有人不顾劝阻，硬是挤上了老板的车；肢体冲突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朱路路觉得，正是这些事情把老板们搞怕了，很多人不愿意来。
没活干的时候，一些农民工喜欢打牌消遣。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技术活儿少了，但需求总还在，这时候就显现出好活儿与孬活儿的区别。有酒店来招临时洗碗工，4个小时给80元，算下来时薪也不低，很多人嘴上说着可以去，迟迟不见报名。有人骑着电动车来找建筑工，立马儿吸引了一大批人围上去。最终，一位被挑中的大工坐上了车，没地方可坐的小工只能背着包，一路跟在车后面跑。
日薪不超过150元的工地活儿，朱路路已经很少去，他觉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他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但这个标准是灵活可变的，如果身上没钱了，一切另说。
71岁的刘占强也在等待好活儿。他是这群农民工里年龄最大的，从安徽来到南京已经两年，虽然身体看上去很硬朗，年龄问题还是对他有影响。“一个月零七天了，我一直没找到活儿。”他的生活成本已经压缩到极致：一天两个馒头，只要2块4毛钱。热水可以到肯德基去接，不要钱。
有一次，他差点就捞到好活儿。那是一家自来水厂来招工，找人给沉淀池捞淤泥，一个月5000元，管住不管吃。最终，四位农民工得到了这份工作，其中一位已经60多岁。刘占强感到很可惜，他当时就站在不远的地方，赶到时已经错过了好机会。
又一个没等到活儿的夜晚，刘占强跟工友们坐在马路牙子上闲聊。工友为他算了笔账：“辛辛苦苦种一亩地，能收八九百斤粮食，一斤粮食1块多钱，除去农药、化肥、种子，一年下来比不上人家打工一个月。”这就是他们宁愿干等着，也不愿回家务农的原因。既然是等，就要严控损耗。“你说，农民工不睡马路，谁睡马路呢？”
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也睡在福清公主墓旁边的亭子下。新闻媒体报道后，城管、社区等部门来到墓园巡查，对夜晚留宿的农民工予以劝离。有人把铺盖搬到了地铁站旁边的公厕下，那里的房檐伸出来一截，檐下刚好有一圈平地。对无处可睡的人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栖身之所。
农民工搬走后，墓园的长亭下显得有些冷清。四周的柱子上还留着他们待过的痕迹。靠近古墓的一侧，有人用粉笔写了一段对白：你想干什么？我想当总统。对面柱子上的七个字看起来更现实：今天又是没老板。
柱子上写着“今天又是没老板”。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打游击
3月28日下午，一群城管队员和几名社区干部出现在长廊里。看到旁边的高压电塔下挂着毛巾、内裤，栏杆上摆着一些衣物，领头的人下了命令，要求全部清掉。很快，它们被集中到垃圾桶旁边。
作为重点清理区域，福清公主墓相当于接受了一次大扫除。墓里所有的杂物都被清理出来，在墓室门口靠墙垒成一堆。墓室内部被仔细清扫了一遍。作为旅游景点的公主墓重新恢复整洁。
农民工们明显感觉到，这一次行动的力度要比以前大很多。
几位得到消息的农民工赶忙转移。有人心存侥幸，把被褥藏到了树丛里，也有人把行李挪到了亭子背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忍受臭味。平日里，一些农民工习惯在隐蔽处大小便，而不愿去几十米外的厕所。如今，气味反过来熏到了他们。
每天来晨练的市民邓尧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他发现亭子下的农民工少了很多。
提起墓园里的农民工，负责这一区域的街道城管科科长陈德平很头疼。他和记者说，之前有人在亭子下生火做饭，城管部门在处理时，“有人拿出一把刀，威胁我们队员。”“挨骂就更常见了。”
类似的事情，邓府山社区党支部书记谭宁也曾听说过。“有农民工拿着刀，在附近一个社区门口堵了两天。”原因是，“你劝他走，他认为你动了他的窝”。谭宁对自己的安全问题有过担心，她知道劝离工作面临着一定的危险。社区为此专门作出规定：女同志去巡查时，必须有人陪同。
谭宁说，墓园公共空间被侵占的现象，之前就已经存在。墓园下方至今立着一块告示牌，牌子上称呼农民工为“民工兄弟”，劝告他们“自觉遵守文物保护法规，不再将墓园作为住宿生活的场所”，落款时间是2016年5月。
2016年，社区就已发出通告，劝说农民工保护文物。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如今回过头看，这三年间情况并未好转。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提到“打游击”的说法，“你来他走，你走了他又来了”。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社区和民政部门曾为墓园里的农民工送过大衣和棉被，也联系过一些廉价宾馆，请农民工们免费住宿，但一些人始终持抗拒态度。“把他们送去救助站，也是一下车就跑了。”谭宁觉得，很多农民工并不在乎生活品质能否得到保障，他们喜欢的是在街头的自由。想干活的时候干活，不想干活就闲着。
谭宁和记者说，雨花台区劳动局正在制定计划，以后每周四、周五公布一批专场招聘信息；街道则把招聘信息制作成册子，写清楚公交线路，看到农民工就发放。他们希望通过就业这个关键点来处理问题。
文保困局
空间资源的矛盾，因为文物的存在多了一重复杂性。就福清公主墓来说，保民生还是保文物，虽然不是一道单选题，但在现实面前，解决起来并不容易。
部分农民工对文物保护认识有限。拿朱路路来说，他虽然知道墓是旧的，但认为“那是装饰品，主要是给游客看的”。一会儿又说墓是假的，“不敢把真墓放在这边，放在这儿会被盗的”。
朱路路的依据是，福清公主墓并非一开始就在这座墓园里。在他的理解中，从别处迁过来的古墓算不上多么好的文物。
实际上，墓确实是从别处迁移过来的。1998年，南京市文物部门对福清公主墓进行考古发掘。由于早年间屡遭盗扰，墓内出土的文物相当有限，但墓葬本身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百科。它在当时被认定为我国发现并保留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结构复杂、规格宏大的明代公主墓。换句话说，整座墓就相当于一件大型文物。
2000年，经专家和南京市文物局决定，福清公主墓易地重建，搬到了雨花台区的邓府山石刻艺术园。
雨花台区文保所所长台健胜回忆，福清公主墓出土时只发现了金纽扣等少数文物，但墓砖上刻有字，“和明城墙一样，都是工部督造”，其本身也是文物。当初选择迁移重建，纳入邓府山石刻园，是为了公益性展示。“向老百姓敞开，提供一个休闲嬉戏、寻古探幽的场所。”
易地重建后，福清公主墓的规格也在提升。2006年，它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福清公主墓2006年被公布为南京市文保单位。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台健胜和记者说，在一年两次的巡查中，文保所没有发现墓园内的文物有明显的人为损伤，“只有风化、剥落等自然损耗”。文物保护与农民工问题产生碰撞，他认为是管理缺失的结果。
“疏永远好于堵，农民工本身属于弱势群体，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对于有人建议在古墓边设立栏杆等做法，他也明确反对，因为古墓就是文物本体，不能在上面打孔。“只能通过管理去改变。”
新一轮的新闻媒体报道，给文保所在内的有关部门带来不小的压力，他们已经筹划出新的处理方法。正在实施的，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公安、城管、街道组成工作小组，进行24小时的劝离。之后还将增设岗亭，对整个园区引入物业，“做全面、长效的管理”。
被劝离后，朱路路（右）将行李从墓园搬走。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安德门个个是人才”
被劝离的农民工，又流回到安德门地铁站旁边的广场上。朱路路早就把铺盖转移了过去，王奉安要稍晚几天。夜里城管人员离开后，他偷偷溜到古墓的亭子下睡过四晚。直到第五天，才放弃像躲猫猫一样的睡前“游戏”。
午后，广场上的气氛变得安详。有人坐在小马扎上看书，书名叫《一只猎雕的遭遇》；有人抱着一瓶30元的白酒，打开喝了一口又拧紧盖子；还有人顶着阳光凑在一个唱戏机屏幕前，喇叭里传出电视剧《亮剑》的声音。
唱戏机是这位农民工十几天前花费300元购买的，“现在没钱吃饭了，想200块钱卖掉”。有人出价70元，他没舍得卖。
人聚到一起后，物品便以不同的方式流动着。一个胖女人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条活鱼，在广场上逢人就问要不要。有农民工买了一条，几分钟后有点后悔，问她：“你这鱼还能活多久？”得到的回答是“你问鱼去。”有位老太太抱来一堆衣服，朱路路看了看，花五块钱买了件黄色的冲锋衣，衣服上印着“XX外卖”四个字。一家餐馆中午的饭菜没卖完，下午便以五元一盒的价格填进了几位农民工的肚子。
夜幕降临后，广场上走过一名女子，朱路路扭过头小声嘀咕，“她就是干那个的”。
朱路路说，曾经有位中年男人找到他，掏出300块钱叫他去附近的公园“玩”。到了之后才发现对方是想让他帮忙解决生理问题，“我一脚给他踹到台阶下面去了”。
朱路路不是没有拿身体换过钱，他的方式是献血小板。一个月2次，每次可以拿到100块钱现金、2张蔬果卡和一些吃的。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突然犯了癫痫，清醒后被人告知“以后不要再来了”。
通过各种方式挣来的钱，相当一部分被换成了酒。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即使身上再没钱，酒也是不能少的。
张平是广场上有名的酒鬼之一。没活儿的时候，他每天中午都要喝上半斤白酒。3月30日下午三点，张平已经躺倒在马路边的停车位上，吐出来的污秽流出去几米远。
第二天酒醒之后，张平不愿再提起醉酒的事。他摆摆手，直说丢人丢大了。他有些后悔昨天喝过了一斤，“白酒不能多喝，喝多就成傻子了”。他多次看到有人喝完酒后，没有一点缘由就将玻璃瓶摔碎在地上。清洁工已经习惯等人散去再过去打扫，不会发出一点怨言。“跟盲流没有道理可讲。”
平时，张平算是农民工圈子里受敬重的那一类人。他爱好书法，每天早晨都要给自己写一个招牌。老家开封的他，习惯在“瓦工”前面加上“东京汴梁”四个字。手机号码也被他设计成花式。一个人在外，张平懂得如何让生活多点乐趣。但有一样东西，从来都是他的心病，那就是家。“不能谈家，我的悲剧太大。”张平已经14年没回过家，打工时碰见一位老乡，他也只是问了问房子的情况。“只要房子没塌就行了。”最近，他还作了一首诗“满天星头离走屋，两轮驾我耳风呼。安德大街是终点，希望聘临贵公司”，题目叫《吟早》。
张平在餐巾纸上写的毛笔字。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舍不得买纸，张平就四处搜集可以写字的东西。肯德基里别人没用过的餐巾纸、垃圾桶旁被丢弃的泡沫广告板、捡来的中华烟烟盒和快递纸袋，全被他写上了毛笔字。有工友需要写工作介绍，他的收费是10元。
除了张平这样的“书法家”，广场上还有“科学家”和“演说家”。
安徽人卢剑自称曾因打架、做违法生意入狱六年。在狱中，他有空就看书，从医学、哲学到科学一样不落。出狱后，他想要将沉淀下来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从时速3000公里的双层超级高铁，到一井多厢的超级电梯，再到20年之内实现6小时全国直达的超级物流，都在卢剑的计划之列。
卢剑说，他想通过参加江苏卫视《梦想成真》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最近他才知道，这档节目在2012年开播不久后就已停播。
公厕旁边，风头正聚集到一名年轻男子身上。从哥伦布到欧洲宗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他慷慨激昂，嘴里像机关枪一样吐个不停。
一旁的朱路路听得直发笑，他很早就听过一句话——安德门的农民工，个个都是人才。还有一句是“安德门这地方，十个人里有八个鬼”。朱路路承认，自己也算在其中。
听了一会儿“演说”后，朱路路捧起手机，连上了公厕里的免费Wi-Fi。睡觉前，他想看几集86版的《西游记》。下载列表中，还有电视剧《飞虎队》和赵本山小品大全。
有人在离开前留下一句“回家去喽”，朱路路笑着对那人说：“回什么家呢？安德门不是你的家啊。”
（文中王奉安、陈广虎、刘占强、邓尧、卢剑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祖一飞编辑胡杰校对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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