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拼了命念书, 然后呢？两个山区少族女孩的"逆袭"之路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闫晓庆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奔厦·泽米（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来源：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获授权。
近年来，精英高校中的农家子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就他们的求学历程，在流动过程中于不同文化之间穿梭的情感体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细致的考察，引发了共鸣。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也较大，“农家子弟”所涵盖的群体可能在家乡地区经济、学校经历、家庭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本研究中的两个个案同样属于“农家子弟”的范畴，然而她们来自的地区经济更为落后、家庭更加贫穷。作为2017年出现的村落中最早的两个女大学生，她们没有进入到精英高校，但其中一人在初中、高中阶段的重点班中都是“唯一一个乡下的”。
她们的求学历程是否会有别于普通的农家子弟?目前由部分农家子弟的学业成功而引发的对于底层文化资本的讨论是否适用于本研究中的两个个案?她们是如何突破层层阻碍进入到大学的?她们由偏远山区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是否会经历更强烈的文化冲突与不适应?她们在大学中有着怎样的体验?这两个个案也许不能反映多数农家子弟的求学历程，但对于她们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对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状况的认识，为高校中的“农家子弟”提供更立体、更丰富的形象，同时就某些结论与已有研究对话。
一、村里最早的两个女大学生
本研究中的两个个案分别为卓玛、卓嘎(均为化名)。
卓玛，1997年生，姐妹六人，她排行第四，大姐、二姐没有读书经历，三姐在二年级辍学，三个姐姐都已结婚。两个妹妹于2018年9月分别在高中、初中后进入了大学、五年制中专。
卓嘎，1996年出生，姐姐1995年出生，不曾上学，目前已经是一个7岁孩子的妈妈，弟弟1998年出生，初中毕业，目前在家，偶尔跟随爸爸打零工。
卓玛、卓嘎来自位于四川与云南交界地带的一个小山村M村。该村地处山区，群山环绕，海拔高，地势崎岖，距离乡政府所在地约20公里，距离县城所在地约250公里。M村交通不便，近几年修建了通往乡镇的公路，但经常因天气原因发生塌陷，村民与外界联系较少，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养鸡、猪等家禽、家畜，种植核桃、花椒等经济作物。少量的外出基本依靠徒步翻山越岭、在狭窄的道路上骑摩托车。全村共有54户，人口约330人。村落内民族构成很复杂，有纳西族、藏族。这里的藏族村民与山的另一侧隶属于云南的一个自然村的村民都是普米人(普米族为56个少数民族之一，属于少数民族中的人口较少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1950年代国家在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将隶属于云南的普米人划为了普米族，而M村因隶属于藏族自治县，村里的普米人被划为了藏族，但村民平时不会用藏语交流，他们更认可自己普米人的身份。山脉另一侧的云南普米族村庄因距离泸沽湖较近，经济条件稍好一些，但也是直到2010年前后才实现通水通电。M村有些女孩嫁至了云南邻村，回娘家都是依靠徒步翻山。
M村没有小学，卓玛、卓嘎求学时村里有村民自发搭建的仅有一、二年级的简易小学，三年级去乡里就读。现在，村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到乡里的小学寄宿就读，交通不便，孩子们往返学校仍然以步行为主，家境稍好一些的父亲会骑摩托车接送。
卓玛、卓嘎是村里最早的两个女大学生，于2017年分别考入位于成都的一所职业学院学习文化管理专业、位于攀枝花的一所二本学校攻读临床医学专业。在此之前村里的大学生都是男性，但也基本是在2010年以后出现的，学校都是职业技术专科学校。
卓玛、卓嘎是从极度贫穷、偏远地区走向城市的“农家子弟”，虽然她们没有进入到精英大学，但作为村里第一批女大学生，她们的求学体验、心路历程可能会有别于已有研究中所提及的“农家子弟”、第一代大学生，值得我们去考察、去研究。
研究者在2018年暑期的一次短期调研经云南的村庄徒步翻山(两村村民平时往来也只能依靠翻山越岭)6小时到达了卓玛、卓嘎所在的村庄。在村里，课题组成员就村庄的经济、文化、教育、民族认同等问题访谈了各个年龄段的村民。对于两个个案的研究主要运用深度访谈法搜集资料。对卓玛的访谈共四次，之后的三次都是通过远程视频访谈，分别在2018年9月、10月、11月进行，每次大约90分钟，共整理访谈资料3万字。对卓嘎的访谈共两次，分别在2018年12月、2019年寒假她回家之前进行，一次75分钟，一次3小时，访谈资料也近3万字。
二、“走出去”的客观阻碍因素
由于卓玛、卓嘎家乡的地理位置及环境，从大山中走出来的她们在求学历程中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客观阻碍因素。
1.家与学校的时空距离
由于中国不同层级学校的空间布局，地处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流动轨迹基本是相同的，“从村庄、县城、小城市到大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对于卓玛、卓嘎而言，她们的求学历程除了大致遵从上述轨迹外，又多了许多艰辛。
图1是卓玛、卓嘎的求学路径图。从图中可知，她们离开家乡的时间更早，三年级就到了乡里就读，而且乡小学与家的距离因崎岖的山路也变得格外遥远。对于年幼的小孩而言，她们需要每10天一次步行4小时才能回到家。由于乡里没有初中，从初一开始她们就前往距离家乡200多公里的县城就读，回家时间也由每10天变为每学期一次，每次回家都是一趟历经坐车、翻山越岭的长途跋涉。
(小学)一般第10天(由于学校距离家很远，走路往返需要的时间长，学校有时会灵活调整假期时间，每10天休息4天)的12点放学，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两点的时候太阳特别热，还要爬坡，特别累，心里面当时就很羡慕住得比较近的同学，然后又会想到，自己付出的比别人多一些嘛，就是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声音哽咽了)。(卓玛)
(初中)第一次去是爸爸去送的，当时我们乡到县里还没有通路，只能先走路到永宁，从泸沽湖那边过去再到县里。村里一些人一起，还牵着马，早上天还没亮就去了，晚上天差不多黑了才到永宁。(卓玛)
除了比许多地区的农家子弟上学路途远、回家间隔时间长之外，她们还需要忍受学校较差的生活环境。
刚去乡上，学校还没有食堂、宿舍，我们就住在学校空出来的房子里，搭地铺。几个人一起做饭......父母送我们的话会弄很多土豆来，我们每次回来就带着晒干的菜干......我记得特别清楚，做饭自己不能总去山上找柴，火就是不怎么好，很多时候我们吃的都是半熟半生的米(情绪有点激动)，最记得的就是这个了。(卓玛)
与许多地区的农家子弟相比较，卓玛、卓嘎的“上学之路”更加艰难，连接家与学校的那些崎岖山路、学校中艰难的生活条件都成为拉扯她们返回家乡的力量。
除了上述困境之外，她们的父母并不像已有研究显示的那样，极度希望子女通过教育走出去，相反，父母总是劝她们放弃学业。
2.父母的劝解:“不要读了吧”
已有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中充斥着父母不惜一切力量支持子女读书的故事。有研究者认为“命运共同体是农家子弟取得教育成功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卓玛、卓嘎所处的极度偏远、贫穷的山村，“不要读了吧”是许多家长在子女尤其是女孩的求学历程中经常提及的话语。卓玛第一次担心自己学业可能被中断是三姐因为没钱缴纳学费而辍学的时候。
三姐主要是因为我爸缴不了那60块钱就辍学。我当时特别害怕，就一直跟爸妈说，我以后一定要上学。之后父母在其小学、初中毕业都曾劝说她放弃学业。
小学毕业后，妈妈跟我说，要不不用读了吧，像姐姐他们在家里面帮忙嘛。当时我就跟妈妈说，你就让我先去县上体验一下那种上初中的感觉嘛，就说求你们了，就支持我嘛。
初三以后，我妈又说，家里经济就更紧了嘛，高中的时候，钱那些就更贵了，就不用读了。(卓玛)
卓嘎也是如此，在与父母的不断协商中一步步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我小的时候，女孩是不怎么读书的。他们就觉得男孩子以后要出去挣钱，要懂点东西，女孩就不用了，随便嫁个人就好了。(卓嘎)
我们村里12、13岁算是成年，会举行一个成年礼(她们是普米人，13岁时会举行成年礼，成年礼之后女孩就可以订婚了)，在大家眼中我就是小大人了，家里人就觉得你已经长大了，就不要在学校了，在家里面帮忙做一些东西。我就哭，然后就说再试一年嘛。六年级，家里面就说别读了，那种特别强烈，我又是特别想继续念，就想着一定要考上励志班......每次从学校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爸爸就突然提起来(不要读了)，我就哭一次，导致我看到爸爸，就感觉他嘴里会蹦出几个字，就是你先回来吧。(卓嘎)
传统、贫穷等使得村里的父母看不到送女儿读书的意义与价值百科，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如三年级到乡上就读、成年礼、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等，父母都会劝她们“不要读了吧”。卓玛、卓嘎从小学到大学的逐级跨越是在一次一次的乞求中走过的。
程猛在其研究中提出取得学业成功的农家子弟的一个特征—“懂事”。有意思的是，卓玛、卓嘎的漫漫求学路恰是在“不懂事”、违背父母意愿中实现的。
连接家与学校的长途跋涉之旅，父母的劝解都成为卓玛、卓嘎走出去的客观阻碍因素，在10多年的求学生涯中，她们稍有动摇、放弃的念头，该旅途就戛然而止。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她们自身又是如何一步步迈入大学的校门的?
三、她们是如何走出去的
在克服了上述客观的阻碍因素后，两人走出去的过程离不开她们的主观努力，这种努力首先来源于强烈的走出去的欲望。
1.强烈的求学渴望
在中国语境下，农家子弟对于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就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有研究者指出先赋性动力赋予了底层子弟强烈的改变命运的原动力”。父母的不支持、上学的艰辛都作为离心力在动摇卓玛、卓嘎的求学欲望，而正是欲望足够强烈才使其坚持走完了她们的同伴未曾开始或中途放弃的路。
二年级的时候在村里与警察的一次相遇成为卓玛想走出去的持久动力。“当时好像村里有一些是没有身份证的，警察来村里照，这是第一次看到，就觉得警察是特别光荣的，那个是我的梦想，我以后也要当警察。”从二年级直到高考填报志愿，她始终坚持着想成为警察的理想，但第一志愿报考的警校遗憾落选。
卓嘎亦如此：
我为了不让爸妈劝我回家，三年级后每年都是拿三好，小学毕业就想一定要考上励志班......(卓嘎)
另外，卓玛、卓嘎两人都提到对于村落中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生轨迹的不满、不喜欢。
我小的时候不怎么喜欢村里面那种，就是会有那种冲动嘛，能读一下书那种。(卓嘎)
一直觉得，不读书的话，回去的话肯定就像父母那样的。(卓玛)
在父母的反复劝说下，她们凭借着强烈的求学渴望进入了大学，除了此种坚定的信念，她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2.“拼了命在念书”
已有关于精英大学中农家子弟的研究提及了“本分”、“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等底层文化资本。前文提及，卓玛、卓嘎的学习机会是在“违背父母意愿、不懂事”的情况下获得的。而一旦获得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她们更是将学习视为一项道德任务，成绩不好就有对不起父母、浪费时间的负罪感。
初中老师讲得很清楚，100分的题基本就是98，一个学期我考了96，哭了好久，就感觉老师讲到了，自己竟然没记住，是一个多么大的罪恶。家里面劳动力少了嘛，感觉对不起爸妈，自己在浪费时间，对不起自己。(卓嘎)
成绩单下来后，我就看到成绩不好嘛。中午放学后，我没吃饭，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他就问我考多少分，我都没说什么，当时眼泪就是止不住的流，然后就直接挂了。(卓玛)
这种将学习视为道德任务的心境的确构成了她们不断努力的动力，但上述本分、学校化的心性品质还不足以表达出卓玛、卓嘎的学习状态，卓嘎说自己“拼了命在念书”。
小升初时，卓嘎考入了全县前60名才能进入的“励志班”，成为班里“唯一一个乡下”的，高中时又考入了全县前30名才能进入的“小小班”，而且，励志班、小小班都是每学期根据排名不断淘汰的，卓嘎初、高中六年从来就没离开这些重点班。
小学升初中，就想着一定要考上励志班，那次是我到现在为止，感觉最努力的一次，比高三还刻骨铭心。早上那么早，大家在睡觉，好吧，我悄悄爬起来，然后，走廊上会有灯，当时没有台灯，现在想想，那么冷，我就感觉自己好坚持。
初中也是，学校走廊里的灯永远是亮着的，我都会看到1点钟，早上5点起来那种。
初中考高中，我和其他人一起讨论，就发现了自己把历史、地理全部背完了，在第几页都记得很清楚，当时真的好努力，拼了命在念书。
四年级到现在基本都是1点睡，现在不到1点睡不着了，这么多年习惯了这种状态。(卓嘎)
卓玛虽然没有进入重点班，但同样凭着高度的自觉非常努力地学习。
小学下午没有自习嘛，5点下课，就没有事做，我们三个(和两个妹妹)就背着包包，到山上去找个安静的地方，自己学习......晚上有时候学到12点过了，然后早上我们就起得很早，5点左右就起来了。(卓玛)
3.教师的角色
已有研究在探究农家子弟的学业成功时，提及了教师的作用，作为重要他人的教师弥补了农家子弟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卓玛、卓嘎在讲述自己的学习经历时，也提及了教师的角色。
与一味强调教师的积极作用不同，卓嘎后来意识到小学阶段老师在呈现知识点方面的问题。
其实乡里面成绩差是不能怪学生的，老师根本就讲不到，但考试时会考到，感觉没有讲到实质性的，比较表面的。(卓嘎)
但卓嘎也提到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老师，“周围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他们”。而且她在每个阶段都积极地利用教师资源，主动寻求老师的帮助。
小学，老师们都住在学校一个小院子里，看到他们拿书，我就去借。有些老师是县城的，我就会托他们，就说能不能再帮我带一下那本书，也会去问问题。
考励志班的时候，有同学在县城里有亲戚或者同学会买习题，我想看，但是他们不借，那种情况下，老师会有学校发的讲义，我都会去借。
初一的时候，老师上课放一段听力，我就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就找老师说，老师，我不会，可不可以听一下，老师就帮助我。(卓嘎)
与卓嘎相比，卓玛成绩略差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并没有受到老师的过多关注，她也没有像卓嘎那样积极主动地寻求老师的帮助。
自己在班里也是很普通的，老师也就是那样，感觉自己考得好不好班主任一点不关注......(卓玛)
不过，很幸运的是当她开始怀疑读书的价值百科时，有一位老师的出现给了她力量。
初一没有上重点班，感觉就是没人要似的，就怀疑过读书，初二的下学期，我们就换了个班主任，管得还是挺严的，然后重新觉得，不行，我不能放弃。老师了解了我的家境，对我要求也更高，也给我讲很多道理，说你自己也清楚自己的情况，以后要努力，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跟我说就算跪着走这条路也要走完，绝对不能回你自己老家去。(卓玛)
凭借着强烈的求学渴望、“拼命”的学习状态、教师的帮助，卓玛、卓嘎艰难地走进了大学。这一过程也是她们与不同文化不断碰撞的过程，她们又有着怎样的体验?
四、走出去的过程：与异质文化的不断相遇
“流动与融合为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宏观背景，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当下的教育需要特别关注伴随着流动，人们所经历的异质文化相遇、相互调试对人性塑造的隐含力量”。对于从偏远山区走出的两个姑娘，她们在不断离开家乡的过程中是否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她们又是如何调试自己的?下文将阐释她们与异质文化相遇的感受。
1.与民族身份相比，“乡下人”的身份感更强烈
在对整个求学历程的描述中，卓玛、卓嘎几乎没有提及因民族身份体验到的差异感与不适感，相反，卓嘎还提到在大学中因藏族身份而获得的额外关注。
大家好像觉得少数民族是特稀有的物种，特别是大一的时候大家都特喜欢和我各种聊，我面试各种社团的话，那些部长都会来找我，问我何时回去，想去你们那边看一下，可不可以骑牦牛。(卓嘎)
与藏族身份相比，她们频繁提及自己是“乡下的”。
励志班里，我们班乡下来的好像就我一个，其他都是县城的还有县城周围村子的，跟县城差不多......
走出去后才发现，以前生活的地方限制我很多东西，知识面、眼界，这个真的是一说话完全就能看出我和他们比起来完完全全是一个乡下土包子。(卓嘎)
我们寝室那些都是比较有钱的吧，她们都是比较懂那种大城市的东西的，她们那的建筑跟我们那边根本就不一样，她们那是高楼大厦那种。(卓玛)
从上述话语中可以感受到城乡而非族群使她们体验到的差异感更强烈，她们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乡下的”与其他人的不同，这种差异感体现在许多方面。
2.一次次体验到“自己又不会”
鸡叫了之后爸妈就会起来嘛，把我们也叫起来，去干喂猪等各种家务。我们以前上课是看太阳，太阳到了某个高度了去上课就行了，然后背着书包，书包全都是锅上的那种灰。(卓嘎)
这是卓嘎描述的她们在村落中的生活，当她离开村庄进入乡中心校、由乡到县城、由县城到更大的城市，每走一步都体会到“自己又不会”。
看到大家会很多东西，会唱ABCD，还会做体操，自己不会，去中心校读书的时候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每次做操我是站在后面，不知道如何动那种，印象还是挺深的......初中后又有，但没有第一次那么强烈了，就感觉有点习惯了嘛......当时上大学，也没有人送嘛，搞得紧张兮兮，到那边公交还不会坐呢，也不会用百度，觉得好傻......现在对我而言最难的就是电脑吧，关于电脑的都很白痴，以前基本没碰过，大一考一级和二级，office，excel，然后我都是没有考过的。(卓嘎)
卓玛也是如此，刚去到成都时感受到强烈的陌生感。
感觉就是找不到路，当时我也不知道会有百度、高德地图的这种软件嘛。还有就是这边各种付钱啊都是扫二维码，感觉这些都是第一次经历，和我们那边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然后刚来的时候还有各种宣传，但是我当时不敢相信，害怕受骗，刚刚来这里，我什么都不敢参与。(卓玛)
自己的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差异导致她们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要重新学习，弥补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3.娱乐、消费等方面的差异感
进入大学后，卓玛、卓嘎都办理了助学贷款，平时也通过家教、发传单、餐馆服务等兼职赚取生活费，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自身家庭条件与他人的差异。
我是唯一一个寝室中没有电脑的......交学费，我是每次学校发了通告，就是还没有交的名单，这个有点丢脸了。他们就跟我说，你怎么又，我就说，好吧，我忘了，实际上内心有点小尴尬了。
舍友有时候会谈论，谁每个月生活费好几千，好厉害，谁每次回家都是私家车接送......我不懂化妆品和衣服，我平时就穿20块钱的，一是我真的有点缺那个，经济上那个东西......
很多同学假期里可能旅游啊，去各种地方，我就在爱奇艺视频上看一下。同学都有亲戚或者爸妈在医院里的，发现就我一个和医学完全不沾边。他们假期去学习，我只能在视频上看解剖。(卓嘎)
我们寝室的买的衣服都是上百啊，上千啊，平时用的一些东西也跟自己不一样的。做PPT，别人用的是电脑，自己做的是手机上那种。(卓玛)
4.自身优势感知
有研究对于农村学生在大学中的表现得出了他们成功逆袭的结论。卓玛、卓嘎对于自己与他人差异的感知也并不仅仅是自我不足型，在某些方面她们认为自己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品质与状态。两人进入大学后都特别珍惜时间、充分的利用各种资源提升自己，对未来也有明确的规划。
我们四个(她的好朋友)每节课都是坐在正数第二排，然后第三、四排没有人坐的，后面开始就有人了。
我在大一的时候，有一次讲我们的民族文化，家乡美食，我自己做的PPT，在手机上做的，上去讲以后老师给了92分，然后我是我们班第一。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大三毕业前要考到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还有一个西华师大的自考(报考了小学教育专升本)嘛。我想把驾照也给考了嘛，我们这个专业以后在企业、公司上班比较多嘛，我觉得学了驾照以后不用总麻烦别人。
卓玛还参加了英语晨读社团，选修个人形象与礼仪课程。而她感知到周围的许多同学并不像她这样忙碌。
我们很多同学不需要做兼职，早上也不去晨读那种，多半就是自己玩手机啊，还有做微商，我觉得这样也不好，不现实。(卓玛)
卓嘎也同样，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竞选学生会干部，目前已经有考研的计划。
我就想我终于来到大学，接下来我就要学会所有别人眼中觉得没有必要的东西，包括各种小事，就感觉全都要学会......我一学期下来攒到1500，想买个电脑，有了这种动力后，我上课会特别专心，从来不走神，学习效率蛮高的。
我下床是个重庆的妹子，就是对生活各种吐槽，特别绝望。我对生活是充满了热情的，各种都想要去做，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小累，但对生活烦躁那些很少有。现在我吃得饱，穿得暖，学校图书馆那么大，只要你自己有能力，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尝试，锻炼到很多。(卓嘎)
5.对差异感的个人化应对
虽然两人都积极地规划着未来，但在如何看待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如何与他人相处方面，两人因个性、能动性不同还是有着更为个人的实践策略。
卓玛会因自己不同于乃至逊于别人的地方而产生自卑感，对他人的话也更为敏感。
很多同学，因为我感觉自己家境不好就没有交往，跟他们一起我会有自卑感，会有压力......别人在谈话中有很大的可能是无意说出来的话，自己还是会觉得他们在歧视自己，有这种感觉。
我们那边过来的，说话的时候应该是带点那个口音，那种腔，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和我交流起来很难，我问或者说一句话，他们就嗯?再说一遍，或者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挺尴尬。感觉别人谈的话题那些我自己也融入不进去。(卓玛)
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她采取的策略是与自己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家庭背景的同学交往。
我们寝室那些都是比较有钱的吧，我们没有经常一起走，平时上下课、其他时候都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她们都是农村过来的，有一个是我们凉山那边的，我们的那种爱好啊，需求的东西感觉比较一致，我跟她们走在一起的话比较合适。就算那些人(家境好的学生)对我很好，我也会比较疏远。(卓玛)
与卓玛不同，卓嘎没有因自身家庭、成长环境产生的差异感而感到自卑，而是坦然面对，用戏谑的方式表达她自己的观点，有时还会主动对抗她不赞同的价值百科观。
只是有这样一个认知而已(指的是差距)，有没有无所谓的，心理上是不会有任何压力的。有些东西我现在不知道，没问题，没关系，我还有三年，如果说在5年(她们医学专业5年毕业)之中我学会了，那我已经够了，对吧。
大家都讲假期好好保养一下，我是越来越黑，晒的嘛，回去就是喂猪、砍柴。每次回学校他们都会说，你怎么变得那么黑，我就说我去补钙了呗，接受阳光的洗礼，开一下玩笑就行。
然后大家不都谈论嘛，富一代富二代，他们都觉得我怎么不是王思聪，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就说，那你说第一好还是第二好，他们说当然第一好，那我说我做富一代呗......(卓嘎)
除此之外，她没有像卓玛那样以偏安一隅、与自己有相似背景的同学交往来缓解自卑感，而是积极利用学校中的资源，通过竞选学生会干部、广结朋友等锻炼自己。
外联部，搞什么赞助，我比较喜欢。我当时就是想着，多跟社会上的人交流，拉赞助，提高自己的交流能力嘛......大学里面完完全全是靠主动，大家都已经是大人了，我从小就比较主动，大学里面其实蛮有用的。(卓嘎)
卓玛、卓嘎在不断出走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因结构性因素而产生的自我限制，在与异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她们总能察觉到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也在不断地调适自己。但面对同样的结构性限制，两个个体在能动性实践方面存在着差异，卓嘎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更频繁，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她们未来能走到哪里，走多远。
五、走出去的意义：再生产抑或希望之芽
卓玛、卓嘎克服了重重客观阻碍，凭借着强烈的想要走出去的动力、拼命的学习终于迈入大学的门槛，但即便如卓嘎一样在初高中都是全县前几十名的学生，最终也只是进入了一所二本学校。这似乎更符合“再生产理论”以及国内关于高等教育领域不公平的相关论述，我们该如何看待身处偏远山区的她们历经重重考验最终走出来的意义?
对于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再生产理论加以诠释，必须看到她们进入大学的积极意义，无论是对于她们自身还是对村落中其他学生所起到的榜样作用。虽然卓玛、卓嘎最终能走多远还存在诸多变数，但基于她们在大学中的状态与表现，其人生轨迹因接受了高等教育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自从卓玛、卓嘎考入大学，村庄中接受教育的女孩子慢慢的变多。我们在村落中与卓玛交谈时，能清晰地感受到围绕一侧的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能感受到卓玛、卓嘎的经历所萌发的希望之芽。
当然，这并不代表要满足于身处偏远山区的她们经过如此艰难的学习历程最终也没有进入到层次更高的学校的事实。从政策层面，有关部门依旧需要仔细考虑如何才能让处于经济发展水平如此落后的山区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基于卓玛、卓嘎的经历以及村落中男生的求学历程，研究者发现初中升高中阶段是他们求学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辍学回家的男孩子们提及一旦他们无法凭借中考进入高中，父母就不再相信他们。而且，与义务教育阶段相比，高中阶段的学费、各项开支更高而相应的资助体系还未健全，即便顺利进入高中，三年的时间也是他们及身后的家庭最艰难的时光。正如已有研究建议的，除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外，扩大农村学生进入普通高中甚至是重点高中的比例、实现农村地区“免费”高中教育也许是促进教育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关键。
除此之外，本研究未涉及村落中的男大学生，虽然该村出现男大学生的时间更早，数量也更多，但学校也以职业技术院校为主。基于前期调查，该村接受了专科高等教育的男生在就业、生活轨迹方面没再次出现明显的优势与变化，许多男孩出于生计只能另觅他途。由于社会对两性的期待与要求，同样是进入到一般高校，女性获得的收益是否要高于男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当这些偏远地区的家庭发现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男生并未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自身乃至家庭的命运，相反，女孩反而更容易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那这些地方是否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即慢慢的变多的女孩通过教育走出去，男孩留在家乡并由此引发诸如其他地方的农村出现的男性结婚难等问题，此种预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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