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言语问题逐渐为我国文学界所注重。始作俑者，当推汪曾祺。
原文 ：《音本位与字本位》
作者 |复旦大学 郜元宝
图片 |网络
汪氏所运用的“言语”概念，并不等于西方现代言语学那个以语音为中心而排挤文字的言语概念，而是从声响与文字、“声响语”和“文字语”（郭绍虞语）、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联系着眼，详细调查“我国文学的言语”。他的定论毋宁说是“字本位”的，即着重我国言语和我国文学一直受我国文字的限制：“写小说用的言语，文学的言语，不是口头言语，而是书面言语。是视觉的言语，不是听觉的言语。有的作家的言语脱离白话较远，比方鲁迅；有的作家的言语比较挨近白话，比方老舍。即使是老舍，咱们能够说他的言语挨近白话，乃至是白话化，但不能说他用白话写作，他用的是通过加工的白话。”这话看似普通，却从根本上推翻了“五四”以来确定文学言语的仅有根底只能是白话的固执信仰，从头提出书面语的位置和性质问题，而这必定要超出文学的规模，接触到言语的实质的问题：言语或许并不就等于说话发声，文字也或许并不仅仅记载语音的东西，即并不仅仅是无关乎言语的实质的游离性存在。
正因为汪曾祺勇于批判“五四”，勇于对立“五四”以来占控制位置的文学观和言语观，用自己的方法考虑文学和言语问题，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国字不是拼音文字。我国的有文明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汪氏所见之深，远远为现在一些议论言语者所不及。汪氏有关言语的卓见，首要表现在勇于突破德里达所谓“语音中心主义”的西方现代言语学藩篱，首要从文字书写而不是从发声说话的方历来诘问言语的实质及其对文学的限制。他乃至现已将咱们对文学言语的考虑从“音本位”从头拉回到“字本位”，他想说明的首要一点是：放下汉字而致思汉语的问题简直不或许。
国外“东方学”在结构进程中，涌现出不少研讨我国言语文字的专家，但这只限于“古代汉语”，并且其成果也真实不容高估。研讨现代我国的新一代汉学家们认为能够穿过现代我国言语通明的墙面，直接掌握现代我国。这是他们从事现代我国研讨的条件性假定。疏忽现代汉语而研讨现代我国，不仅是西方汉学的方法论条件，也是西方汉学的实质。汉语包含汉字有必要被疏忽，不然就不或许有现代西方的汉学研讨，就不或许有效地扼杀隐藏在变动不居的“现代汉语”内中的我国心灵与我国日子的丰厚的差异性。
现代西方汉学的这种思维逻辑也得到了来自我国现代文明，特别是我国现代知识分子言语观念的强有力照应：我国文明的现代性转化，自身便是疏忽汉字之特色从而疏忽汉语之特色的一个历史性进程。
文章原载于思维的力气——《社会科学报》十年精粹学术卷，未经答应制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念，不代表本报态度。
